掌握全球產業鏈發展變化趨勢對于企業找到自身發展定位，找準未來發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5月29日在SIAL世界食品產業峰會-食品供應鏈大會現場，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科研處處長孫繼勇解析了當前全球供應鏈發展的八大趨勢，指出了全球產供應鏈重構下的中國企業新機遇。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全球產業鏈共經歷了四次大規模調整，發展脈絡沿著英國到美國，再到戰后的德國、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第四輪產業轉移的中國。

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全球產業鏈進入第五輪產業轉移。孫繼勇指出，在這輪產業轉移中出現一個明顯變化，中國的角色已經由過去產業的承接地，成為了目前的產能輸出國或者說是全球產業鏈的貢獻者。

本輪產業轉型仍然遵循著生產要素成本從高向低，層次由低到高的基本規律，但是受一些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是向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包括大國博弈、區域經貿合作深化、地緣政治沖突以及綠色低碳發展理念等多重因素，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性變化。

第一，產業資源配置上呈現南升北降。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資源配置格局中的地位呈現上升趨勢，相對而言，發達國家在資源配置格局中整體呈現弱勢下滑趨勢。

孫繼勇給出的數據模型顯示，發達國家在全球資源配置中仍具有相對強的韌性，亞洲國家從2018年開始出現上升的趨勢。但是近年來由于政策調整，特別是對于制造業的關注，美國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出現了回彈趨勢，亞洲和北美地區吸收FDI的能力有縮窄態勢。

從存量看，整個歐美地區仍然是跨國公司主要的集聚地，隨著吸收FDI能力上揚，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目前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新的生產運營中心。

孫繼勇分析認為，亞洲經濟增長潛力足，市場空間在逐步擴張，產業配套水平在逐步完善，整體對于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在上升。西方國家或者發達國家由于普遍經濟運行機制比較成熟，生產力水平發達，營商環境、國際化程度比較高，東西雙方全球產業鏈競爭將長期處于相對膠著的態勢。

第二，生產能力上，全球形成了亞太、歐盟、北美三中心的發展格局。數據顯示，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產能水平從2008年開始處于擴張態勢，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包括北美和歐盟，整體產能占全球九成左右。中國、德國、美國三個國家出口商品規模約占全球40%，中國目前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約為15.9%，中國出口在全球占比也屬于上揚態勢。

數據指出，中國、美國、德國三國無論是消費品、中間品，還是資本品，都具有絕對優勢。特別是中國，在消費品里處于絕對領先位置，中國出口消費品在全球占比是20.9%，中國、德國、美國合計占到34.1%。中間品產業鏈條相對而言比較長，和全球產業鏈融合程度比較高，可以反映出一國與全球產業鏈的融合程度。在中間品上同樣可以看到中國、美國、德國占比也位居全球前列，分別達到14.3%、9.6%、6.8%，合計占比達全球三成。所謂資本品就是一些成套裝備，在這方面，這三個國家仍然是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綜上所述，全球三大品類、貨物貿易格局充分展現出全球產業鏈與中美德三國深度交融的態勢。

從1992年改革開放初期開始，中國與全球產業鏈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深入。2006年中國中間品出口規模超過了日本，2010年超過了德國，2011年，中國中間品出口規模分別達到了日本、德國、美國的4.5倍、2.1倍、1.6倍。中國為全球提供了大量零部件和原材料，全球對中國的依賴度越來越深。目前全球制造業產業鏈形成三中心的格局，是制造業整個自然要素在全球優化配置的結果。

孫繼勇認為，盡管目前中國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影響，或出現局部微調，但根據國際產業轉移三十年一個周期的基本規律，總體上整個格局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第三，治理模式、區域產業鏈合作進一步深化。截至2022年，全球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達355項，這推動區域經濟進一步一體化。孫繼勇說：“區域貿易或者區域貿易投資的深入發展，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一方面可以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包括產業鏈合作進一步深化。”他解釋說，USMCA（《美墨加三國協議》）生效后，北美自由貿易區貿易占全球比重迅速提高至41.2%，結束了2014年以來的下滑態勢。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實施以來，中、日、韓、東盟區域內的貿易占全球比重也出現了反彈態勢。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區域產業鏈合作目前出現了更多的排他性。”孫繼勇說。很多區域貿易協定有一些排他性的條款，比如美墨加協定直接將非市場經濟國家排除在外，針對性比較強，包括高標準經貿規則、自由結社、勞資談判、國企改革等，大量超高標準條款的設置把整個進入門檻無限拉高。

第四，鏈條結構，短鏈化和長鏈條并行的趨勢。短鏈化就是全球產業鏈整個結構在縮短，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特別是2018年金融危機以來，普遍更加重視制造業的發展。以美國舉例：2010-2022年，美國制造業整體上出現了回流態勢。特別是從中國大陸地區回流，十幾年時間，從中國大陸回流到美國的企業數量達950個。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近岸”趨勢顯著。各個國家普遍認識到與“近岸”地區合作可能會提高產業熱情，尤其是遇到突發事件，包括近幾年的疫情期間，“近岸”合作有明顯的優勢。全球活躍港口數量也說明了這個問題：2021-2022年，全球活躍港口數量從980個下降到了910個。

另一方面，全球產業鏈長鏈化發展。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摩擦和美國對中歐實施的“301”貿易調查，使中國貿易出口出現了一些問題。從宏觀數據可以看到，中國在全球貨物出口貿易中的實際占比在14%以上，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說明整個貿易沖擊并沒有對出口貿易產生特別重大的影響。與此同時，盡管中國直接點對點出口美國的客戶數量下降很多，但是許多商品還是通過越南、墨西哥等中間商流向美國。因此目前整個全球產業鏈或供應鏈的整個鏈條又被拉長了，整個貿易成本或者全球產業鏈的運營成本提高了。

第五，鏈條組織，各國普遍更加重視強調關鍵環節韌性與安全。疫情的沖擊，俄烏巴以沖突等，很多上游零部件原材料出現斷供危機，對全球產業鏈秩序造成影響。各國充分認識到全球產業鏈的不穩定性，通過行政立法、政府補貼、政治施壓等措施來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目前全球產業鏈整體上從過去追求效率至上，向效率與安全兼顧的方向轉變。美國、歐盟、日本紛紛出臺一些行政法規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增加本地供應能力。

各國更加注重產業鏈關鍵核心環節的自主權，特別是芯片、新能源產業等關乎到整個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行業領域。各國紛紛通過政策調整，不斷強化對關鍵環節的控制能力。

與此同時，隨著各國更加重視全球產業鏈的韌性安全，可以看到一方面全球產業鏈的韌性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一些重復建設拉高了全球產業鏈的成本。

第六，驅動因素，新型生產要素重要性大幅提升。新型生產要素比如數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弱化了傳統要素的作用。到2030年，全球將有15%的勞動力被機器人取代，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這個比例將分別達到23%和24%。智能制造在一定程度緩解了有關國家勞動力相對較高的短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

孫繼勇指出，由于技術迭代或者新技術革命，必然導致全球產業鏈進一步本地化趨勢。

以中國為例，紡織業是典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通過貿易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在紡織行業的出口能力不升反降。經過了解得知，整個紡織服裝行業數字化水平在不斷提升，截至2022年，紡織業生產設備數字化率達55.6%，數字化生產設備聯網率接近50%。與此同時，數字貿易規則成為未來談判的焦點。

第七，發展理念，更加注重經濟與生態效益的同步增長。一方面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包括環境污染等問題的出現，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共性話題，目前已經有120個國家提出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從企業層面看，更多企業提出碳中和目標，這不僅僅要求企業自身實現綠色發展，更要求其供應鏈整個上下游整體進行推動，全球產業鏈呈現綠色化發展趨勢。

第八，產業結構，不同產業調整方向呈現顯著區別。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會遵循要素成本，從高成本國家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特別是紡織服裝，電子加工組裝環節等，進一步向東南亞、南亞以及非洲地區進行轉移。技術密集型產業，如芯片、新能源、生物醫藥產業，將打造一體化供應鏈。

孫繼勇認為，全球產業鏈的高復雜性、高依賴性、各國產業體系的不健全性，決定了全球產業鏈的變化趨勢，全球產業鏈是無法切割的，各國高度依賴，如果人為分割會拉高全球產業鏈的成本。

孫繼勇認為，全球產業鏈中，中國因素在不斷提高，各國對中國的依賴度在不斷上升。

中國產業鏈優勢體現在：產業規模大是第一大優勢，產業配套體系相對而言比較健全，市場潛力比較足，整個制度環境在不斷優化。

應對全球產業鏈新一輪變革調整，孫繼勇建議，企業要在以下幾方面進行發力，包括順勢而為，進一步拓展投資或者貿易空間；順應新一代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趨勢，進一步培育自己的創新力；逆勢提升，不斷深化國際合作，走出去的步伐不能停歇。